对于马幼渔等浙江人把持北大之情形，杨树达日记亦有所涉。如一九二九年八月十四日，“饮席遇杨丙辰，谈北大学生近日开会，以朱希祖、马裕藻两主任把持北大，不图进步，请当局予以警告云云”；一九三〇年三月三十日，参加单不庵追悼会，想起单曾对他言，“欲北大办好，非尽去浙人不可”，“不庵固浙籍，盖愤朱、马辈之把持也。故余挽之云，‘众人皆醉，灵均独醒’，指此事也”；一九三三年四月六日，访陈援庵，“谈及北平教育界情形，援庵深以浙派盘据把持不重视学术为恨。于此知天下自有真是非，宵小之徒不能掩尽天下人耳目也”。在胡适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日日记中也可看到类似态度：“六点半赴北大教授俱乐部第一次聚餐，饭后有长时间的讨论。马叙伦发言最多，多没有意思，也全没有煽动力量。此人破坏了教育界多少年，尚不知愧悔，妄想打劫，可怜！”
行文至此，林损辞职风波的来龙去脉大致可以看清楚了。当初胡仁源招林损等来北大，是排斥桐城派的势力，蔡元培继任，“文学革命、思想自由的风气，遂大流行”，在胡适、蒋梦麟、傅斯年们看来，朱希祖、马幼渔、林损等“浙人”个个是绊脚石。虽然林损曾对《申报》记者说：“其实本人与适之非同道久矣。此次辞职，完全闹脾气。”林损的性格固然是造成与胡适矛盾的不可忽视的因素，马叙伦归结为“有节概，犹是永嘉学派遗风也，既不肯屈己附人，而尤疾视权势”，但个中奥妙怎是“闹脾气”了得。借用陈平原的话：“北大校园里的改朝换代，如何牵涉政治潮流、学术思想、教育体制，以及同门同乡等具体的人事关系，远非‘新旧’二字所能涵盖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