江东文化的兴起与南北间的文化交流，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域内各地区之间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部分，促进了南北两大文化因子的融合。同时，江南地区的巴蜀文化、荆楚文化、岭南文化也和江东文化在发生着交流、融合，使江南文化区成为当时三大文化区之一。
二、河西文化的昌盛与东西文化交流
秦汉封建统一国家的建立与强盛，推动了汉民族文化圈向边地的扩展，汉武帝经营西域和开置河西四郡，将大批中原人口迁徙到河西地区，也把中原数千年积累的文化成果随之而带到了河西。丝绸之路的开通，使河西地区成为中西交通要道，最先接受西域文化的成果，又把中原文化的精华送向西域。历史的积累与优越的地理位置，为河西文化的昌盛奠定了厚实的基础，到魏晋十六国时期，终于焕发出灿烂夺目的光彩，并以其独特的西部风姿，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。
永嘉之乱，中州激荡，秦汉以来发达的中原学术文化遭到战乱摧残，文人儒士纷纷避地河西，以致区区河右，学者埒于中原，成为北中国新的学术文化中心。
2．佛教传译活跃发达　河西作为内地与西域陆上通道的必经之地，东来西往的僧人络绎不绝，驻锡停留，宣讲教义，日久天长，遂成影响。“凉州自张轨后，世信佛教。敦煌地接西域，道俗交得。其旧式村坞相属，多有塔寺。”[27]正说明河西地区佛教活动的活跃，而佛经的译述则更为可观。敦煌高僧竺法护于西晋初由西域返回，自敦煌至长安，沿途传译。永嘉之乱后，又由长安避乱河西，所译诸经也都随携凉土。竺法护的译经活动中有两次是在河西进行的。一次是西晋太康五年（284年）在敦煌翻译了从罽宾带回的《修行道地经》和从龟兹带回的《不转退法轮经》；另一次是元康四年（294年）在酒泉译《圣法印经》。前凉张天锡时，又于官方主持，在姑臧（今甘肃武威）组织了大规模的译经活动。翻译了《首楞严经》《须赖经》《金光首经》和《如幻三昧经》。到北凉时，佛经的翻译出现了高潮，仅大规模的译经活动就有4次。北凉立国之初，便在张掖组织译经，由沙门道龚等人译出了《慧上菩萨问大善权经》《大方等陀罗尼经》和《宝梁经》。北凉玄始十年（421年），沮渠蒙逊亲自主持了译经，由昙无谶翻译《大般涅槃经》，道俗数百人参加，足见规模之大。这次译经历时十余年，先后译出了《大般涅槃经》《菩萨戒本》《大集经》《金光明经》等十多部佛经。此后，沮渠蒙逊之子兴国、牧犍也分别主持译经，译出了《优婆塞戒经》和长达一百卷的《大毗婆娑经》。据《开元释教录》记载，道龚、昙无谶等9人共译出了佛经82部、311卷，其中仅昙无谶就译经11部、112卷。河西地区的这些译经活动，不仅反映了河西文化的昌盛，更重要的是这些佛经由河西传向长安、中原、江东，对整个中华的佛教传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