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9年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文代会，同年任东北鲁艺学院院长。
1950年，任鲁艺院长同时，被任命为东北人民政府文教委员会委员。
1951年任东北人民艺术剧院院长。
1953年调北京任中央实验歌剧院艺术顾问至今。
我的家庭经济情况是没有田地、房屋、牲畜，没有雇工、作坊、商店，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年代是供给制。新中国成立后薪金制，没有别的生活来源。
家庭成员：除我和爱人外，有六个孩子，四个孩子上学，两个还小。一共是八口人。
一生中没有参加过什么党派、会道门，我参加的都是艺术团体。
被捕过两次，一次是1926年在哈尔滨，一次是1934年在上海。坐过三次监狱，哈尔滨一次，苏联一次，在苏联这次坐监狱，是我自己找到苏联边防军的机关，因无护照入境给扣押的。第三次是上海。
在这三次监狱生活中，没自首过，没变节过，没叛变过。
全部历史在延安党校整风时对党做过交代，经过审查，结论无政治问题，是一部进步的历史。
现在回头看我一生的经历，从1923年离家走入社会独立生活到今天，已有四十二个年头。我接受党的影响，可说是最早的，在进延安以前，绝大部分年月是生活在白区，不论在南方还是北方，总有党员跟我在一起，而自己对党对革命又不是没有认识没有要求，或是态度不坚定，都不是的，要是没有一定认识的话，完全可能早就和别的党派混到一起去了。而我又不是像一般人那样当白色恐怖严重，革命处于艰难的时期就怕革命，我不是那样的人，我是什么风险都不怕的，不论什么样的日子，什么样的艰难困苦，我都能过，都能忍受，而且越是困难越乐观，越处之泰然，这完全是在旧社会长期受生活折磨，与到处受摧残，形成这样一种傲视一切的特殊性格。我这个人，一般说来是很难挫伤我的，唯去苏联那件事，给我的伤害很大，可以说这次的伤害影响到我这个人的一生，只要仔细研究过我这个人的特点和我的历史，这一点是不难明白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