受此观念支配，历史（实际是“历史叙述”，史家笔下的“过去”）本身获得生命力，并带有朝着某种方向前进的目的性，俨然成了支配一切的全能“上帝”，时人不过是冥冥中受其操控、向既定目标迈进的木偶，上场前胜负结局便已注定。经过如此一番修剪，历史叙述中几乎看不到线索之外的旁逸斜出与曲折反复，个人的选择与其他可能性亦烟消云散，一切人物都被抽空了精神与思想，没有意志，没有选择。其实，所谓的“旁”与“斜”，均是相对于“正”而言的，何为“正”，根据的乃是“成王败寇”的历史结果；“曲折反复”同样是“正常”或“必然”“趋势”“潮流”“规范”“规则”“规律”等的衬托。这些表述，都洗不掉线性历史观与目的论的胎记。这种史观正应和了马克思的话：“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。”[8]解释世界的前提便是承认与接受现存世界，尽管史家与哲人手握的武器并不相同。
这种史学论述进而与后来的结果，推而广之，所有存在过的前后相连的秩序（无论过去还是当下）构成共谋关系，剪除了过去存在的其他可能性，排斥时人的能动性，并将现存秩序固定化。阅读如此书写的历史，除了极个别敢于冲破其束缚者（常被斥为“逐鹿之徒”）外，对绝大多数人而言，岂能不生个人渺小的无力感与幻灭感？屈从于趋势、规律与必然的强大以及记述历史的权威，进而不加怀疑地服从“存在即合理”的说辞，自我规训为既存与现存秩序的接受者，从而保证了秩序的延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