晋唐之际数百年间，史学家们对编年、纪传二体孰优孰劣展开了热烈的争论，余波所及直至宋代。尊《春秋》《左传》者，指摘司马迁改变了圣人为史之体；崇《史记》《汉书》者，备言纪传体存在的必要。刘知幾《史通·二体》篇，分别指出编年、纪传二体的长短，结论是“考兹胜负，互有得失”，“欲废其一，固亦难矣”，在二体孰优孰劣上持公允的态度，但他没有从理论上回答导致这场争论的原因。唐后期皇甫湜撰《编年纪传论》一文，从理论上对史书体裁的发展提出新的认识，他指出：
古史编年，至汉史司马迁，始更其制，而为纪传，相承至今，无以移之。历代论者，以迁为率私意，荡古法，纪传烦漫，不如编年。湜以为合圣人之经者，以心不以迹。得良史之体者，在适不在同。编年、纪传，系于时之所宜，才之所长者耳，何常之有！故是非与圣人同辨，善恶得天下之中，不虚美，不隐恶，则为纪为传，为编年，是皆良史矣。[2]
他认为编年、纪传二体都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，史家发挥其专长创造出来的，因而史书体裁不是一成不变的。同时指出，衡量“良史”的标准是“是非与众人同辩，善恶得圣人之中，不虚美，不隐恶”；达到这个标准，不论在表现形式上是纪、是传、是编年，都应当予以肯定。皇甫湜认为，纪传体史书的出现，克服了编年体史书“多阙载，多逸文”的不足，有利于史书的“以备时之语言，而尽事之本末”，因而是合理的。他还批评有些论者在史书体裁上的一味“好古”的倾向，无裨于史学的发展。《编年纪传论》之论史书体裁比起刘知幾所论，一是突出了理论上的说明，二是包含了发展的观点，是古代史学上论史书体裁的大文章。文中提出“尽事之本末”的要求，对呼唤新的史书体裁的出现，是有思想上的启发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