董仲舒以为，《春秋》虽讲王者改制，但改的只是礼文，是形式，目的是表明受命于天，易姓更王，所谓定新都、更名号、改正朔、易服色，是因为不敢不遵从天的意志以自我张扬，表示对天的敬畏和遵从。至于大纲、人伦、道理、政治、教化、习俗、文义则一仍其故，是不能改变的，因为这些东西包含着一个最基本的精神，那就是仁爱之心，这才是真正的大道。正因为如此，《春秋》才有“善复古，讥易常，欲其法先王”的宗旨。其实，道及其代表的仁爱本性，是不可随意改变的终极之常；而礼这些社会规范只是仁爱本性在各个时代的某种表现，随着时世的变迁，它们可能会与道发生脱离甚至龃龉，因而是可以而且应该随时改变的。[353]由此可见，董仲舒所谓的“王者有改制之名，无易道之实”，并不意味着他只主张做改良的表面文章，而不赞成实质上的社会变革，而是说，他既主张改制，更追求政治改革的仁爱本质，比起前者来，后者更重要，如此而已！
第二节 专论05
相信天志，很容易走向灾异说，古今中外大抵如此。《春秋》记录灾异，三传中往往是《公羊传》反映最为灵敏，董仲舒则做了更为系统的理论化工作（见《汉书·五行志》、《春秋繁露·必仁且智》等）。他认为，仁爱乃上天所确立的古今不易之道，《春秋》“变古易常，而灾立至”（《顺命》）。这又从反面说明，天人之际、古今之变，要害就在仁义及其背后的天命或道上头。所谓天命或道，就是仁爱这个人类共同的本质。“天不变，道亦不变”，不论何时，只要还是这个天下，仁爱的本质就不能改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