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天清早六点，西卜太太在珍珠街上打量她未来的法律顾问弗莱齐埃大爷住的屋子。那种地方从前是中下阶级住的。一进门便是一条过道，底层有个门房，有个紫檀木匠的铺子，里边的小院子给工场和堆的货占去一大半；此外是过衖和楼梯道：墙壁受着硝石和潮气的剥蚀，仿佛整个屋子害着大麻风。
西卜太太直奔门房，发现西卜的同行是个鞋匠，家里有一个女人，两个年龄很小的孩子，住的屋子只有六尺见方，窗子是靠天井的。西卜太太一经说明身份，通名报姓，提到了她诺曼底街的屋子以后，两位女人立刻谈得非常亲热。弗莱齐埃的看门女人正在替鞋匠和孩子们准备早点。两人闲扯了一刻钟，西卜女人便把话题拉到房客身上，提起那位吃法律饭的来了。
“我有点事找他商量，是他的朋友波冷医生给我介绍的。你认得波冷医生吗？”
“怎么不认识？”珍珠街上的看门女人回答，“我的小妞子害的喉头炎，便是他给治好的。”
“他也救过我的命，太太……这位弗莱齐埃先生是怎么样的人呢？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