此外，戴季陶还寄希望于日本民众的反抗。他认为，中日两国虽文明程度有别，政府专横无道却如出一辙，人民均未进入文明先进行列，对于日本政府迫害幸德秋水，日本报界助纣为虐，日本朝野无视劳动者利益要求等，均予严斥，并且呼吁：“吾甚愿吾国民学日人之向上精神，而毋效日人之服从根性。”[27]明治后期，日本国权主义盛行，自由民权运动遭受压制。戴季陶尖锐地指出，“社会不平，而后平民愤，政府专横，而后革命起”，“残忍专横者，是暴君恶吏自杀之道而已。吾观日政府杀幸德秋水事，吾深为日政府危”。[28]“区区之野蛮手段，实转足速专制政府之覆灭耳。”[29]希望日本国民起而革命，改变对内专制对外扩张的国策。这可以说是戴季陶的一贯主张。在对俄问题上，他也曾明确提出利用俄国革命内乱之机与俄决战的策略，以弥补中国军队战斗力不强的缺陷。[30]