但我想在这强调的是，技术是社会关系的集合，而非独立客体和自主过程的集合。技术的物质性不在于它的对象实体，而在于配置它的劳动关系。所以，技术不会改变阶级关系；与后工业主义理论相反，技术无法产生平等、民主或自由，因为它不是一个独立的客体。机器是社会性的，它们是支配性社会关系的延伸。因此，在一个真正的后资本主义社会——共产主义社会——组织生产不是为了营利，而是为了满足所有人的需要，技术被用来保障所有人有机会获得住房、健康的饮食、先进的教育、复合的文化和便捷的公共交通。它被用于社会的集体利益，以增加集体的利益。①相反，在生产资料私人所有的资本主义社会，技术被用来为占有技术的人积累利润，而不是为了增加所有人的集体利益。结果如马克思所说，那些生产和操作技术的人成了“机器的附属物”,因为技术在当代社会的主要作用是增加工人生产的剩余价值。在资本主义制度下，技术进步以牺牲生产者的利益为代价，在根本上被用来增加所有者的财富。
因而技术对城市的影响一直都是社会争论和探究的庞大议题，尤其自资本主义城市工业化兴起以来。城市的技术既令人反感，又令人着迷。生产资料在城市的集中以及前所未有的技术变化速度，改变了社会生活的结构，确保了技术在城市想象中的主导地位。在这条脉络中，格奥尔格·齐美尔的《大都市与精神生活》(“The Metropolis and Mental Life”)是探讨技术影响人类感性的最具影响力的研究之一。在这篇分析城市刺激物对城市居民影响的经典文章里，齐美尔阐释了下述过程的运作方式：大都市相对于乡村和小镇生活而言有着大量的外部刺激，加上“技术”的26(技术的日益专门化和劳动分工)进步，个体发现越来越难在感官印象中进行认识和区分。结果，个体发展出一种“保护”能力来庇护自己，以使个人的主观生活不受外部世界的影响，而这种外部世界则越来越沉迷于“客观精神”,而不是“主观精神”。就像齐美尔认为的那样，个体“用头脑替代心灵来做出反应”(48)。他认为这一抽象且概括的“知性主义”("intellectualism”)与“货币经济"存在明显的联系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