安史之乱以后，国子诸学荒废日甚，唐德宗贞元时李观在《请修太学疏》中讲到，京师学馆，“博士、助教，锄犁其中，播五稼于之时，视辟雍如农郊，堂宇颓废，磊呵属联”[13]。这种状况以后也一直没有改变，如元和十二年（817年）刘禹锡在《奏记丞相府论学事》中讲到：“今之校庠，不闻弦歌，而室庐圯废，生徒衰少，非学官不欲振举也，病无资财以给其用。”[14]当时国子、太学、四门、广文四馆虽仍按名额补署生徒，但并不进行教学活动，生徒们只是为了利用国子监给厨、给房的便利，落脚于此，等候解送参加科举。至于州县学，只有个别地方、个别时候还被提到，大多已名存实亡。私学因之勃兴，代替官学承担起社会的教育职能。
安史之乱以前的私人教育，主要以私人讲学的形态存在。私人讲学在南北朝时期就极普遍，南朝官学时兴时废，社会教育职能多靠私人讲学来维持；北朝官学较盛，但私人讲学也很盛，如大儒徐遵明，讲学20余年，前后学生多至万人。隋朝承南北朝余续，私人讲学仍然很盛。苏州人顾彪以讲《春秋左氏传》而闻名，刘焯、刘炫兄弟“学通南北，博极古今”，都曾归乡里“以教授著述为务”[15]。隋末山西大儒王通，也曾讲学于河汾之间，“门人常以百数”[16]。他的学生包恺成为《汉书》学的大师，也“聚徒教授，著录者数千人”[17]。唐朝建立之后，一些知名的学者也常在家乡聚徒讲学。如颜师古在未显达时，以教授为业；孔颖达曾受业于刘焯，后也归乡“以教授为务”[18]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唐代私人授业者中，讲《文选》学者长盛不衰，曹宪在隋末就开始聚徒讲学，到唐初，“江淮间为《文选》学者本之于宪”，他的学生李善寓居郑、汴之间，也以讲《文选》为业，“诸生多自远方而至”[19]，他的学生马怀素明经及第，又应制举，登文学优赡科。开元时的萧颖士也曾以文学收徒。这种情况与唐代以文学取士是有一定关系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