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韩、白时代以后，便来到了温、李的时代。温、李时代当开起于唐文宗开成元年（836年）而终止于唐代的灭亡（907年）；也即相当于论者所谓“晚唐”一个时期。
这个时代的诗人们，其风起云涌的气势，大似开元、天宝的全盛时代。但其作风却大不相同。这时代的代表作家们，无疑是李商隐与温庭筠二人。其余诸作家，除杜牧等若干人外，殆皆依附于他们二人的左右者。温、李的作风，甚为相类，是于前代诸家之外独辟一个奇境者。五七言诗到了温、李，差不多可辟的境界也已略尽了。故其后遂也只有模拟而鲜特创的作风。但温、李虽是最后的创始一种作风的一群，其影响与地位却是特别的重要。原来，在诗的园地里，作风虽多，总括之，却不过数种。像陶渊明、王摩诘一类的田园诗，其作风不算不闲逸，却不是人人所可得而学得者。韩愈、卢仝一类的奇险怪诞的诗，其作风，不能不谓之特辟一境，却因过于崄窄，走的人多了，也便走不通，会失掉其特性。李白一类的游仙的与酒人的诗，其作风虽较为阔大可喜，却也不是一般诗人们所得而追逐于其后者。他们都只是小支与别派，不能说是诗坛的正体，与大“宗”。真实地说起来，只有两派地作风，是永远地在对峙着，也是永远的给诗人们走不厌的两条大路：一派是白居易领导着的明白易晓，妇孺皆懂的作风；一派便是温、李所提倡着的暧昧朦胧，精微繁缛的作风了。白居易的一派唯恐人不懂他们的东西；温、李派的诗作，则唯恐人家一读就懂。白居易派的诗，是可读唱给老妪听的；温、李派的诗，则就是好学深思的人读之也要费些工夫。总之，白要明易，温、李要晦昧；白要通俗，温、李则但求“可为知者道耳”。白是主张着为人生的艺术的，温、李则是主张着为艺术而艺术的。白派的诗，如太阳光满晒着的白昼似的，物无遁形，情皆毕露；温、李派的，则有如微云来去不已的月夜，万象皆朦朦胧胧，看不清楚。白派是托尔斯泰的一流。温、李派则和近代的法国象征派、高蹈派的诗人们，像麦拉尔梅（Mallarmé）、戈底叶（Gautier）诸人为同类。诗歌到底是要明白如太阳似的呢，还是要朦胧如月夜似的呢，这恐怕是要成为长久的争端，不能在一朝一夕，以一言数语决之的。有人喜爱前者，也有人喜欢后者。正如在宇宙的恒久的现象里，虽有人喜欢白天的金黄色的太阳光，但也有人会喜欢夜间的银灰色的月光。这，我们不能在这里仔细讨论。但温、李派的出现，其为我们文坛上最重要的一件大事，则是无可置疑的。当然，也有时对温、李派集矢，正如托尔斯泰派之集矢于鲍特莱尔（Baudelaire）诸人们一样，但那并无害于温、李的重要。我们的诸种文学，往往为了过于求明白，很少最崇高的成就，也就减少想象力的驰骋的绝好机会。温、李派的终于产生，不能不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发展的事态。五七言诗的作风，进展到温、李，也便“至矣，尽矣，蔑以复加矣”了。以后，温、李的跟从者几乎无代无之。而其更高的成就，则结果在五代与宋的绝妙好“词”上。我们的抒情诗的一体，所谓“词”者，其在五代与宋之间的造就，无疑的乃是我们的诗史里的伟大的一个成就。而温、李却是他们的“开天辟地”的盘古、女娲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