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文学领域，曹禺那些标志着民国戏剧文学最高成就的《雷雨》和《日出》等作品，徐志摩那“全无人间烟火气”的《再别康桥》等美妙诗篇，也都是中西合璧的典型范例。如曹禺的戏剧作品，一方面浸润着丰厚的古典文学乳汁，吸收了北方民间曲艺的精华；另一方面又受到易卜生、莎士比亚，特别是美国戏剧大师奥尼尔的明显影响，从而赋予了这些作品不朽的艺术生命。
民国美术更是中西文化会通最有成绩的领域之一。徐悲鸿、刘海粟、林风眠等艺术大师，都精通东西画法，不仅在两方面均有辉煌成就，而且致力于两大画系的沟通融会。如林风眠一生就始终在探索着融会中西绘画的道路，力图为中国画辟出新境界。他的画一反传统国画注重以金石书法线条入画的风气，形式上也以方形取代传统的长卷或横卷，画面浓重饱满、不留空白，画风既近于壁画与年画，又带有油画、粉画和瓷器画等韵味，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。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末，是绘画史上中西艺术的混流时代，中西会通的潮流势不可挡。刘海粟、林风眠、关良等人着眼于西方现代艺术与中国民族特色的融合；徐悲鸿、汪亚尘等人站在改良本民族传统绘画的立场上，向西方借鉴写实技法；李毅士等人则追求从整体上贯通中西，实现中国绘画全新的超越。其中，汪亚尘的系列金鱼画、李毅士的《长恨歌画意》堪为代表之作。尤其是《长恨歌画意》，既有西洋绘画的明暗法与焦点透视，又参以中国画的意境，在写实与写意的结合方面，作出了大胆而出色的尝试。进入40年代后，专攻中国画的人改画西洋画，从事西洋画的人改画中国画的情形变得极为普遍，同时，中国画家在传统形式下常常渗透着西洋艺术精神，西洋画的中国化实践也取得了显著进展，李可染、吴作人等人是这方面的突出代表，它表明此期中西绘画的会通融合进入了新的阶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