3.“我的人物比我高”的主体姿态
对着愚昧，创作主体在相对文明之中，才能对相对的愚昧有所视，有所察，有所思。“愚昧是指不同文明中的极端形态，以及以之作为唯一衡量标准的绝对论思维方式的谬误。”[5]萧红笔下的人物在愚昧的人群中，却没有对愚昧的认识。“对着人类的愚昧”，方向性所指非常明确，所有人类的愚昧都是作家写作的出发点。这似乎会有一个疑问，对着人类的愚昧的时候，“我”在哪里？“我”在人类的愚昧之中，还是“我”在人类的愚昧之外？如果说“我”在人类的愚昧之中，那么“我”如何对着愚昧？如果“我”在人类的愚昧之外，那么，“我”如何描写愚昧？或者人类的愚昧和“我”发生怎样的联系？愚昧的人类和“我”的关系如何？萧红作为作者对着人类的愚昧，“我”和人物之间的关系随着创作的深入发生很大变化，悲悯与被悲悯置换，表现出“我的人物比我高”的主体姿态。
观照中国现代作家的创作实践，我们发现，作为启蒙的主体，作家相对于启蒙的对象好像是一种“居高临下”。他们和他们所描写的人物的关系呈现不同的样态，有疗救式、代言式、改造式、感化式、解剖式、同情式等等。但到了萧红这里，就成为悲悯与被悲悯式。